□本报记者 王倩

70年前，出国学成之后本可以在英国开展新事业的她，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国；她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在从医执教的70余年生涯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的从医经历与山东省儿科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是该省儿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她就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百岁医者、儿科专家付曾矩。

她的童年有“两怕”

付曾矩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2年，刚满一岁的她便跟随在京汉铁路工作的父母来到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意味着无忧无虑，而付曾矩的童年却是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的。连年的军阀混战，让付曾矩和她的兄弟姐妹整日担惊受怕，但这也让付曾矩从小就养成了坚强不屈的性格。

后来，付曾矩一家搬到了湖北省武汉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带着弟弟从武汉去重庆市求学。付曾矩回忆说，“当时，坐船要跳过一个跳板，弟弟在过跳板的时候差一点就掉下去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途中，我染上了伤寒，在同学家住着，她的母亲待我很好，给我熬中药，帮我治病，这件事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在那里，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付曾矩深切体会到了亲情和友爱的分量。在之后70余年的从医生涯里，付曾矩将这份爱和关怀全部倾注到了病人身上。

在同学一家人的帮助下，付曾矩顽强地挺了过来，开始了她在南渝中学（实为南开中学搬迁至此）的求学生涯。南开中学一向以管理严格著称，每天晚上九时半必须熄灯休息。好学的付曾矩想了个办法——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继续看书。

那段时间，付曾矩和她的同学们有两怕，一怕出月亮，因为侵华日军经常会在这时来轰炸；二怕下雨，因为外面下雨，屋里也跟着下雨。读书是艰苦的，条件是恶劣的，但付曾矩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了她的学业，顺利考入了湘雅医学院。

学成之后毅然回国

谈及为何选择上医学院，付曾矩说这是父亲对自己的期待。付曾矩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中男孩学工，振兴工业，报效国家；女孩学医，悬壶济世，护佑苍生。他希望孩子们都有一技之长，将来即使身处动荡仍能安身立命。

在湘雅医学院，付曾矩学习很刻苦。经济上的困难、环境的恶劣，都没能阻挡她的求知热情。1947年，付曾矩从湘雅医学院顺利毕业，来到地处江苏省南京市的中央医院（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在这里，她同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眼科专家的孙桂毓教授结为夫妇。

1949年7月，付曾矩和丈夫孙桂毓赴英国伦敦大学小儿科研究院进修；1951年7月，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付曾矩夫妇以及一些留学生在听外交官伍修权的报告时了解到，新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国内奇缺医生，当时医学院的学生经过两三年的培训就走上临床了，像她和孙桂毓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了。付曾矩夫妇动心了，决定回国。

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付曾矩夫妇回到新中国，回到孙桂毓早年就读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现山东大学医学院）任教。现在，付曾矩自豪地说，自己已经是个地道的山东人了。

“从我们回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我们深深爱着的祖国，从来没有动摇过。”付曾矩说。

用毕生所学造福后人

回到新中国的付曾矩，干劲十足。记忆中的炮声、租界、漂泊、动荡，再也没有了。从1954年起，付曾矩开始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她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威望。付曾矩陆续带教9位硕士研究生，治学严谨的她，使儿科一贯成为教学示范、先进单位。1991年，退休后，她仍继续坚持临床工作。1998年，付曾矩来到刚刚建院不久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小儿内科继续发光发热。

工作中，付曾矩强调医护间的协作，确立了病房无陪人制度，提高了医疗质量。她对换血治疗新生儿溶血症、营养性贫血、多动症、学龄儿童末梢血红蛋白电泳的观察研究、胎儿骨髓象的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5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是山东省儿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付曾矩的从医经历与山东省儿科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从医执教的70余年生涯中，她勤奋治学、诲人不倦。在她身上，不仅体现了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精湛的技术和渊博的知识，更体现了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

如今，付曾矩正满100岁，可她却没有生活在过去。“回想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得到的却很多很多……我希望能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继续用掌握的医术造福患者，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付曾矩说。